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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讯】出口异动与新外贸战略

发布时间:2020-10-17 01:21:56 阅读: 来源:葡萄酒发酵罐厂家

出口异动与新外贸战略

激增的出口数据  《21世纪》:通常,东亚地区出口增长或下降的幅度相似,但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出口年增速达10%,远超东亚其它地区。而对于保税区的出口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,从去年8月份50%的增速,到今年三月份接近300%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  隆国强:这主要是一部分特殊监管区利用毗邻香港的便利,进行的贸易金融行为。近来,三大经济体美、欧、日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,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。由于国际和国内资金价格即利息存在利差,为了追逐利差,以及人民币可能升值的汇差,流动性进入新兴市场分享利差的动机很强,所以,就有一部分企业利用特殊监管区的便利,转移资金。这属于一种异常贸易,但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和东亚其它经济体的贸易差异。  我们知道,韩国 、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中国大陆,而对大陆的出口又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加工贸易上游的零部件,通过加工组装后销售到发达市场。我们也看到这几个月,大陆对于不同市场之间的出口有很大的差距,对美国前两个月是12%,对日本 ,由于日元贬值,是-10%左右,对欧洲基本上是零增长。所以,在发达市场总体低迷的情况下,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率就很低,因此东亚几个上游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就比较低。而中国大陆除了加工贸易外,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,包括对东盟、印度 、俄罗斯及其它新兴市场的出口。这里既有贸易方式的差别,也有贸易主体、市场结构的差别,还有贸易结构的差别。  我们的一般贸易出口到新兴市场,主要是两大类:一是比加工贸易档次更低的消费品,二是投资品。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是发达市场相对低迷,新兴市场相对较好,老百姓收入提高得快,加上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加速推进城镇化、工业化,推进基础设施建设,对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资本品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。所以,中国大陆前两个月出口增长速度高于韩国、台湾省。因此,即使把特殊监管区的贸易金融因素剔除掉,也不影响中国大陆比那几个经济体出口增长更快的基本判断。  《21世纪》:近期中国内地出口至香港与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差异有所扩大,这种差距从2012年每月平均的72亿美金上升至最近四个月平均118亿美金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海关总署的官员表示正在调查“与香港间贸易增长的异常情况”,如果有必要将采取监管措施。您如何看待其中的问题和风险?  黄海洲:首先看经济增速。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回落到7.7%,低于市场预期,我们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。一是消费下行,包括三公消费和集团消费在中央强势反腐的震慑下大幅放缓,这个因素大家谈论得比较多,但我认为没必要过分夸大。二是政府换届的影响,今年是换届年,部委领导在两会上才确定,一些省级领导两会之后也随之调整,这实际上影响了一些项目和计划的开工进度或实施。三是2012年四季度末信贷增速放缓,去年年中海外市场还在认为中国有硬着陆风险,9月份以后信贷增长较快,打消了硬着陆的担心。但到年底,信贷有收缩的势态,尤其是长期贷款收缩,进而影响了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。  至于近期出口的增加,两方面原因值得关注:贸易方面,海外经济有所复苏,外需增强;金融方面,人民币还存在升值预期,国内也有一些可以投资的机会,包括理财产品、固定收益投资等方面,收益率相对较高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有一些融资需求。所以对于一些固定收益的投资者而言,假如国内的投资收益能够到8%-10%,人民币还有3%左右的升值空间,他们就能在海外借美元或港币,获得一个低风险高利率回报。如果资金在香港与内地能够打通的话,这部分投资者可能获得相对可观的套利空间。这对短期有一定的影响,中长期影响如何,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。因为国内现在对一些投资产品进行了清理整顿,往后若继续这样的游戏,可能难度也比较大。另外,近期海外也有其他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。  隆国强: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情况下,人民币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,浮动的幅度不是太大,聪明的企业就会利用境内外利率的差异和体制来赚钱。它们通过合法的贸易方式,如高报出口,到境外“一日游”,到香港再低价运进来,这样就有了价差,出口进汇,进口再延迟付汇,无风险地享受两地的利差,实现资金的成功转移。在这个过程中,贸易行为是真的,贸易流也是真的,他把商品卖到香港,到海关报关,但这个商品并没有在香港消费掉,如黄金,通过香港进口,内地再加工成金首饰出口,一进一出,这个循环链看起来是一个假贸易,但每一单贸易又都是真实的。问题只在于他的动机不是为了做贸易,而是为了让钱流进来。贸易肯定只是资金流入境内的渠道之一,由于可以纳入海关的统计,两边数据一对,就可以看出某类产品增长的异常;但一定还会有其它的渠道,“冰山一角”或许就是这个含义。  扶持劳动密集型VS产业结构升级  《21世纪》:一些地方产业向东南亚等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的事实正在出现,未来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将面临哪些挑战?  黄海洲: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,有些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是很自然的,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,还包括环境保护及其他监管方面的考量。各国的监管不同,从企业的角度出发,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监管套利空间。由于劳动力成本上行或监管方面的套利,有一些产业自然移出,这些是难免的,我们不必太过担心。  尽管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我们国家的低端劳动力成本仍会上行,但一般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裕和稳定。 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,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。首先,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以及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,这个地位是东南亚其它国家不能替代的。其次,相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,中国是统一的市场、监管和货币,人民币将来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,而且基础设施也相对比较发达。再次,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,包括一些原材料领域,我们可以使内贸、外贸实现有效联动。因为进口是出让了自己的部分市场,从贸易战略上来讲,可以出让这部分市场来换取海外一部分出口市场,这是东南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。最后,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长的,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产业链能有中国这么长。  相比中国,东南亚地区不是统一的市场,经济相对比较分割,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监管,也都有自己的货币。而且,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,与中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之间整合的成本。  如果我们能把以上这些优势发挥好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是难以撼动的。  《21世纪》:新外贸战略规划年内或将出台,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仍将成为扶持重点。如何看待这一规划与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?近年来广东省在积极推进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战略,这与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存在冲突?  隆国强:过去,我们的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,同时也是低附加价值的,随着经济增长、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,我们的工资提高也很快,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,劳动力成本上涨,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。其它一些国家如越南 、柬埔寨 ,工资明显低于我们,就更有竞争力了。其次,以前的一些产业活动,对环境有污染,能耗很高。为适应变化的形势,广东省好几年前就提出了“双转移”战略,也采取了很多措施,取得了不错的成效。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出口部门一方面为我们创汇,解决了外汇短缺的矛盾,另一方面解决了数千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现在好多人说要转向内需,扩大内需,不再搞出口了,我认为把这二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,正因为有几千万人参与出口,他们才有了收入和内需的消费需求。所以,出口和扩大内需是高度统一的。珠三角提出双转型,是要以技术含量更高、附加价值更高、环境更友好的、能耗更低的产业来取代落后的产业,并不是说出口部门搞高科技就不搞劳动密集型了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提升附加价值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,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工资上涨速度,你的产业才有竞争力。  提高劳动生产率,最开始靠管理,产业优化组合,但最终要靠的是机械化、自动化,以机器替代人,这是其它发达国家和后起国家都走过的路。在这个过程中,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节奏,节奏太快,工人被机器替代了,却没有创造出其他足够的就业机会,会产生严重的失业压力。基于中国这种人口、劳动力结构,就业永远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。未来制造业要升级,要解决就业,最大的蓄水池可能是在服务业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不能忽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,也包括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。  黄海洲: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,多年来为改革开放实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从发展战略来讲,中国经济需要不断升级,技术创新要往前走,消费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广东省提出了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的战略方向,再一次走在中国经济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前列。其他一些省份也在做,比如浙江的很多产业已由沿海转移到了内陆。  作为经济发展先行者的东南沿海地区,随着劳动成本和地价的上行,可以把发展成熟的相关产业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。另外,东南沿海地区并不都是同步发展的,比如广东最发达的地区是珠三角,但珠三角只占广东的20%-30%,像粤北、粤西等很多地区还没有发展起来。所以有些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其实是省内跨区转移,即转到本省土地价格更低、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。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配套能够做起来,广东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  从统筹的角度出发,应该把中国这个大国看成是一个梯度模型。中国之大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差异很大。有些地区发展得较早,土地成本、劳动力成本也较高,可能更多关注产业升级,如东南沿海地区。另一些地区则相对落后,产业升级并不是其关注的主要问题,反而可能更需要低端产业解决就业问题,如中西部地区。中国目前还有很多低端劳动力,城镇化过程中也会新增一些低端劳动力。长期而言,要解决就业,在符合经济发展原理的前提下,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可厚非。  随着经济的发展,实际上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梯度发展模式,从东部到西部,甚至包括从国内到国外,由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延伸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,这从发展战略来讲是一个合理战略。  东南地区先行发展起来之后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,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往中西部地区,包括本省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。实现原有优势和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过渡,实际上就是一个梯度模型,我不认为其中有什么矛盾。如果把中国只看成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 ,那样矛盾才会很明显。关键是要领会这个梯度模型的梯度有多大,以及怎样相对平稳地实现过渡。 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 《21世纪》:中美战略对话即将召开,双边贸易失衡年年都成为争议的焦点,您曾提出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思路,这与美国正在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(TPP)有何区别?  隆国强:中美战略对话的议题特别多,中美贸易失衡总是逃不掉的一个话题,因为其引发了汇率问题、市场开放问题,每次都要谈,今年也不例外。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(下简称TPP)最早是由几个小经济体提出的,TPP对美国而言,在日本加入以后,整个市场规模大大扩大,但日本的经济相对低迷,日本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关税水平很低,它们保护自己国家市场不是靠边境措施,而是靠边境后的措施。打个比方,大门是开着的,进去后会有很多小门却是不开的。  中美自贸区是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区,首先,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是一个非常富有经济含义的市场;其次,这个市场在快速扩张,世界上没有几个市场有7%这么快的增长速度,再加上人民币升值,以美元计算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%以上。所以,无论从体量还是增长速度来看,对美国企业而言,中国市场的经济含义远大于TPP给他们带来的市场机会。而且,中美两国有相似的地方,其市场保护措施主要是边境措施,如果谈成了自贸区,对彼此进入对方市场都会有实质性的帮助。所以,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,中美自贸区都是极富意义的。  但对于大国来说,建立自贸区的时候,除了考虑经济贸易意义以外,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考虑。为什么美国要去选择TPP?在日本加入之前,8个小经济体,对它来讲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含义,其实只是要先把亚太这个框架搭起来,通过TPP谈判,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规则,来引领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走向。  当然TPP和中美自贸区并不矛盾,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选择,中美之间彼此看重真实的市场机会。中美自贸区是一个比较新的倡议,美国国内也开始有人在研究,这确实需要一些深入的定量分析。中美之间的战略、经济利益有很多互利的地方,双方的利益交织越多,合作的动力才越强。从战略上考虑,两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,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有好处,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。如果把所谓的制衡、争霸放在优先考虑的话,不符合全球化的历史潮流,也会对全球造成很多消极的影响。正是基于这种想法,我主张中美两国应该认真地研究建立中美自贸区的可行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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